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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2021-09-22 09:50来源:铁岭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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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4日,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野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发生尖锐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即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此后,以日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为核心,暗中组成了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在东北不断制造挑衅事件,寻找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如铁岭事件(1929年9月23日)、万宝山事件(1931年4月11日)、中村事件(1931年9月6日)等。铁岭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皇姑屯事件”后在我国东北制造的又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成为当时中日交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桩悬案,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也未获解决。

八面城冲突后 日军在铁岭地区不断挑衅

铁岭位于奉天(今沈阳)和长春两大城市之间,是扼控南满铁路(今长春至大连铁路线)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即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派重兵驻扎铁岭。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铁岭驻有一个守备队,还驻有日本关东军第19旅团部及一个直属联队和日本宪兵等。日本侵略军和日本驻铁岭领事馆、警察署及“满铁”铁岭驿(火车站),成为当时铁岭的“太上皇”,在铁岭干尽了坏事。

早在1914年8月17日,日本侵略军在昌图县八面城举行军事演习时,故意挑衅滋事,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日军以此为借口,擅自向郑家屯(今吉林双辽)派兵一个中队,强行驻扎,致使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扩张,侵入了吉林南部地区。与此同时,侵驻昌图之日军还大施淫威,枪杀当地乡团团总一人,绑走团丁数人。中国外交部闻讯后,曾于8月29日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但日方竟然置之不理。不仅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用武力逼迫北京政府承认“二十一条”,还向我国东北和山东等地增兵3万多人,并在八面城、郑家屯一案中不断扩大事态,制造紧张空气和战争气氛,铁岭、开原、昌图、郑家屯一带日军处于戒备状态,日本驻铁岭领事馆曾召集驻该地(辖铁岭、开原、昌图、法库、康平、清原、柳河、辉南等十余县)全体日本商民,要求准备中日断交后全数迅速回国,仿佛中日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战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惊恐万状,立即饬令奉天省公署暨省财政厅向日军偿付1.2万元“慰劳金”,以示对在八面城冲突中受伤之日军的“慰劳”和歉意。但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在1916年8月13日八面城冲突两周年之际再度制造了郑家屯事件。

八面城冲突后,日军在铁岭等地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枪杀无辜,制造事端。例如,1916年11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乘郑家屯事件正在交涉之机,强行在郑家屯、昌图、八面城等地增设警察派出所。据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昌图县之日本警察派出所已增加到10个,有警士23人。日军和日本浪人等在铁岭、昌图一带经常殴打、枪杀中国老百姓,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1925年5月14日,日人黑川等持枪刀搅闹昌图县衙署,当地官军不敢过问制止。1927年3月,日人花村憔霸占昌图县居民董玉文房屋,5月,日人中岛直木霸占昌图居民李艳华房屋。对日本侨民的不法行为,铁岭日本领事熟视无睹,置若罔闻。1928年,日人片山在昌图滋事,殴打当地平民李秉义,并开枪射击,将李打成重伤。在铁岭至长春之南满铁路间,经常有无辜百姓被日军射杀而伤亡者。1927年2月,驻昌图桓沟子站之日军无故枪杀当地农民唐文玉,即是一例。

上述事实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铁岭地区制造的各种事端,不但野蛮残暴,而且次数频繁。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和地方军阀政府一再妥协,屈辱退让,事态虽未扩大,但是,铁岭、昌图等地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自发地抵御过日军的挑衅行径。例如,1927年3月和6月,昌图人民出于强烈义愤,分别处死了服部哲彦、田中正义这两个作恶多端的日本人。日本侵略者的侵华行径受到中国人民的打击,使之更加恼羞成怒,其侵华暴行也更变本加厉了,于是就制造了1929年的“铁岭事件”,为发动侵华战争寻找借口。

日军是“铁岭事件”的罪魁祸首

1929年的“铁岭事件”是由于日本宪兵在铁岭清乐茶园滋事寻衅而引起的。清乐茶园建于清朝光绪年间,位于铁岭县城内广裕大街西侧,是当时铁岭最大的剧场之一。

1929年9月23日,驻铁岭的日本宪兵队六七名宪兵酗酒后来到清乐茶园,故意寻衅闹事。他们举手就打,张口便骂,把个清乐茶园搅得一片混乱,营业被迫中断。清乐茶园的老板见状不妙,急忙报告了铁岭县公安大队,请他们出面制止。铁岭县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他立即派军警数人前往出事地点,予以制止。骄横跋扈的日本宪兵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他们不但拒不服从中国军警的劝阻,反而大打出手,拳打脚踢,中国军警因而受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警给予了自卫还击。几个宪兵回到宪兵队部,当即调来大队人马,在日军第19旅团长汾阳少将的指挥下,将铁岭县公安大队部团团围住,还封锁了广裕大街。日军在“大街两旁,满布阵式,遮断交通,一时城市行人断绝。”面对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日本侵略军,卢振武大队长命人“将大门掩闭。不久,日兵将大门撬开闯入,将队兵缴械,且将全队带走。并拘得附近商民百余名,排跪平地,百般凌辱。复大事(肆)搜翻,临行绑去官兵三十余名,大枪五六十支;又将队部文卷器具与附近居民杨雨奇、张仁政等数家所有物件,多数捣毁,衣服亦被搜掠殆尽;又将城西门外分所大枪抢去四支,始将街市日兵撤回。”铁岭县公安大队长卢振武只身避于铁岭县公署,幸免被捕获。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铁岭事件”。

“铁岭事件”的出事地点清乐茶园所在地广裕大街,本是中国领土,并非日本“满铁”附属地,也不是日本“租借地”。中国军警在这里行使主权和治安管辖权是完全正当的。具有爱国意识的中国军警直接出面维护治安,并且阻止了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不法行为,这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日本关东军绝没有想到,中国军警竟然有如此胆量,敢于管辖它们的宪兵队。他们认为这一事件触犯了“大日本皇军的尊严和利益”,岂肯善罢甘休?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一直在寻找机会,妄图为发动侵华战争提供借口。如今,它们怎能放过这—时机?

于是,在“铁岭事件”发生后不久,驻沈阳之日军守备队当即开来一部,以增援铁岭滋事之日军。铁岭、开原、昌图一带的日军亦蠢蠢欲动,加强戒备,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9月25日,沈阳辽宁交涉署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向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驻华公使馆交涉此案。第二天,铁岭交涉局奉令向铁岭日本领事提出严重交涉和立即释放被绑走之中国军警等条件。日方不但态度傲慢,还不承认事实,而且还在9月26日“派官兵多名,到公安局恫吓,种种行为,蛮横已极。”(引自《东北年鉴》,第343页。)9月27日,被掳之铁岭公安大队官兵在日本宪兵队受长跪殴打之辱。日军不但大肆虐待和残害中国军警及附近平民百姓,而且捏造事实,反诬中国军警挑衅,竟向铁岭县公署索要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意欲加害于他。日方这一无理要求,遭到铁岭县公署的拒绝。正在避难的卢振武,见属下久未获释,心急如焚,自己欲挺身而出前去交涉,据理力争,定会被拘押、受迫害,他“不堪凌辱”,遂愤而自杀。为此,辽宁交涉署交涉员向沈阳日本总领事再次提出撤惩肇事日官兵等要求。日方见卢振武已死,只好于9月28日将被拘捕之公安队员及枪械释还一部分。9月30日,日方又无理取闹,反提出要中方赔偿30万元为4个被打的日本宪兵治伤,将出事地点广裕大街划为“满铁”附属地等蛮横无理的要求,辽宁交涉署予以严词拒绝。从此,“铁岭事件”遂成悬案,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仍无结果。

“铁岭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铁岭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我方提出侵略要求,并在军事、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进行威胁、渗透,极力扩张其侵略势力。日本关东军本部也积极加紧策划和部署,为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

1930年2月,日本南满电气株式会社乘中日交涉“铁岭事件”之机,擅自在铁岭至沈阳间架设通电杆线,强行营运,并劝诱当地商民,安设电灯,从而垄断了铁岭的供电照明业。同年8月28日,日商在承建中国军队昌图红顶山兵营过程中,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故意破坏,给中方军事工程带来损害,中方为此提出严重交涉,由于日方极力阻挠谈判,此事件又成为悬案。

日军仍故伎重演,经常在南满铁路沿线枪杀无辜百姓。1930年3月15日,在开原孙家台站北铁路线上发现一具中国男子尸体,经勘验系日军枪杀致死。1931年6月30日,开原日军又无故斩毙5名华工,类似事件时有发生,屡见不鲜。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方拒绝接受其无理要求后,于1930年9月6日“铁岭事件”一周年前夕,在铁岭广裕大街上强行设立标桩,意欲强占为“满铁”附属地,造成既成事实。铁岭各界民众同仇敌忾,誓死反抗,并推举代表前往沈阳,向辽宁省公署请愿,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再次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鉴于铁岭人民的一致抗议,加上省内外民众团体的声援支持,辽宁省公署和交涉署向日方提出照会,严禁日人这一非法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

为了把铁岭建成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哨阵地,策应沈阳、长春之关东军,日本帝国主义还在铁岭城西马蓬沟建筑兵营。1930年12月4日,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秘密派人侦知此事后,向新闻媒介如实作了报告,指出:日军此举,意在镇慑开原、铁岭,威胁辽、沈地区,极关系于我国国防,请全国民众一致奋起,誓死力争,以弭隐患。铁岭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主权和家园,群起响应,纷纷到铁岭县公署、辽宁省公署请愿。一些中小学校的师生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揭露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他们还和抵制日货运动结合在一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的进步青年学生由于受到“铁岭事件”的刺激,深感东北的危急和民族的危亡,先后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抗日救国的道路。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唤醒了民众,打击了敌人。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也加快了。它们在强占广裕大街的罪恶阴谋破产之后,经过蓄意策划,接连不断地在铁岭等地举行军事演习,炫耀武力,威胁恫吓,妄图制造事端。例如,1930年9月12日,当中方照会日方拆除其在铁岭广裕大街私设标桩之后,铁岭日本守备队未经照会声明,突然在铁岭城外举行夜间战术演习,顿时枪声大作,子弹穿入城内民房,“全县人民饱受惊惶”。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沈阳、铁岭,开原、昌图等地多次举行军事演习,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几天,日军的军事演习仍经常地、突然地发生。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早已做好准备的铁岭日本守备队,立即赶往沈阳,参加日军进攻北大营等地的军事入侵。由于东北军奉令不予抵抗,日军很快侵占了沈阳城。尔后,日军之一部沿南满铁路北上,在沿线日军的配合下,于9月19日侵占了铁岭、开原、昌图等城市。此后,铁岭人民沦为亡国奴,长达14年之久。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铁岭事件”也不了了之,终未获得解决。

纵观“铁岭事件”的前前后后,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东北的野心久已形成。继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侵华事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尚需一段时间进行准备,这些事件均未演变成全面的日本侵华战争。不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了。经过一番准备和策划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挑起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由此可见,“铁岭事件”确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九—八”事变的预演和前奏之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民对这段历史并没有忘记,也是不应忘记的。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


编辑:韩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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