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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历史文化掠影

2020-05-18 14:48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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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岭广袤的土地上,辽河贯穿其中,流域蜿蜒广阔,从几千年前流淌到今天,滋养了水草丰美的辽河冲积平原,见证了貊人、鲜卑、夫余、高句丽、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马背上的民族挽弓控弦、秣马厉兵、驰骋征战、建功立业的辉煌历程,目睹了一个接一个雄浑壮阔伟大历史时代的依次嬗代,孕育了光辉灿烂的铁岭历史文化。辽河两岸的山山水水,被往圣先哲深深浅浅的步履到访过,被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浅吟低唱过,铁岭在展露自然秀容的同时,呈现出更多的人文之魅,为继往开来的铁岭人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如今的辽河宛如一条玉带,串起一座座珍珠般的城镇和美丽乡村,从容典雅地向世人展示它的熔烁古今之韵和跨跃时空之美。

铁岭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昌图县曲家乡孟家村村民在东条子河东岸挖沙石中,在距地表5—7米深古河道沙砾中,发现一批古生物化石,其中有一块化石内壁血管沟槽清晰,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测定,这是一块古人类右侧头骨——颞骨化石,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与北京山顶洞人的历史年代大致相同,遂被命名为“昌图人”化石,它是铁岭文化的最早开拓者。它表明距今一万年以前,铁岭就是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的家园,是人类最早栖息和开发的地区之一。

距今7000——5000年的时候,辽河冲积平原的北部地区,成为适宜人类生存的绿洲,这里出现了最早的村落,出现了农人和牧人。辽河沿岸的三江口、曲家店、古榆树有七处相对集中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划刻几何纹、之字纹的泥质黄褐陶片和压印之字纹陶片,标志着铁岭的原始群落进入早期原始农牧阶段。出土的石镞、石叶和刮削器等细石器,说明当时的狩猎经济占很大比重。我们的先人已经能够制造工具和器皿,逐步提升了生产力。出土的用于生产和研磨谷物的有孔石斧、石锄、石磨盘、石磨棒等生产工具种类增多,磨光石器用于农业生产的比重增加,表明铁岭原始农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调兵山市太平山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晚期属于偏堡类型的筒形罐的叠唇口沿,是距今4000年左右铁岭早期人群的生产生活用具,反映了距今4000年左右我们祖先的生产生活情况。

在距今4000——3000年的青铜时代,古老的貊人文化在铁岭迅速发展,铁岭西南部、开原东部、昌图东北部和整个西丰地区成为貊人文化分布密集的区域,并创造了铁岭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铁岭考古发现240个青铜时代遗址、遗迹,出土了夹砂红褐陶、灰褐陶鬲、鼎等三足器和陶壶、陶豆类的实物标本,出土了刀、削、斧、戚、镜、剑等青铜制品。以开原团山文化为代表的貊人遗存,反映了铁岭从战国到汉代早期地域特色鲜明、遗存面貌独特的文化景观。辽河以西地区出土的三足器类文物,文化渊源与黄河流域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中原文化对铁岭地区产生的影响。在辽河一级支流清河、寇河、碾盘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含高柄豆类遗存分布很广。石镰、石刀、石锄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的经济类型是以农耕为主、渔业为辅的经济。铁岭东部地区发现很多石棺墓,发掘清理中发现石锄、石刀、石犁、陶壶、剑柄加重器、青铜斧范、青铜铭文小刀等。这是春秋中晚期流行的一种用石板拼成棺椁的墓葬形式。石棺随葬品有的是陶或石纺轮,有的是石斧、石锛、石镞,反映出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男女社会分工。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势力抵达今辽河中游地区。铁岭地处燕国辽东郡的北部地区,这是铁岭历史上行政归属的开始。秦朝时铁岭属辽东郡。汉朝时铁岭南部先属辽东郡后属玄菟郡,开原北部、昌图属设在吉林省农安县的夫余国。汉代末年,铁岭地区属公孙氏政权。铁岭县新台子镇1973年建砖厂挖土时发现的邱台遗址,出土了战国至汉代的房址、窖穴、墓葬等遗存,出土了泥质灰陶瓮、罐、钵、碗、壶、簋、铜镜等生活用品,出土了几千枚战国时期燕、赵、魏、韩、郑、鲁等国的刀布币,说明邱台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商品经济和对外交往密切的经济繁荣之地。出土的铜箭头等多种武器,证明这里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役。

西丰县乐善乡西岔沟古代墓葬群发现500余座墓葬,几百名青壮年同葬一处,让人们联想到臣属于中原汉朝的夫余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冲突,联想到战争的惨烈场面。市、县文物部门发掘和征集了13800余件金、银、铜、陶和玉石质的随葬品。其中20余件鎏金的铜牌饰,上面铸有透雕式的动物图案,刻有骑士出猎、骑马战士执剑捉俘虏等图案,源于与战争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出土了71把各式铁剑,表明当时铁岭铁器制造已经达到很先进的程度。

魏晋隋唐时期,高句丽不断向西扩张,公元410年,高句丽控制了包括铁岭在内的辽东大部分地区,今铁岭、开原、西丰辽河以东地区成为高句丽的活动区域。高句丽的扩张,对隋唐中央政权构成一定威胁。隋炀帝杨广曾率30万大军三次亲征高句丽,都以失败而告终。唐朝先后进行六次征讨,前几次也是无功而返。唐高宗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薛礼为大将,大举讨伐高句丽。唐乾封三年(668),唐朝军队攻克高句丽在抚顺的高尔山山城后,薛礼带兵攻打高句丽的铁岭县催阵堡山城,大败高句丽,斩杀高句丽军队五万人,乘胜攻下催阵堡山城。西丰城子山山城、铁岭李千户张楼子山城、开原马家寨山城、八棵树古城子山城、威远堡龙谭寺山城等其他高句丽山城闻风丧胆、不战而降。省博物馆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组织文物普查队对西丰县城子山山城的城墙走向、结构、包括山城水门、西门、外围城、马道、蓄水池、瞭望台、戍卒营地等遗迹进行勘探测量,推测城子山山城系高句丽晚期山城,是高句丽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建筑。高句丽被唐朝征灭后,唐朝在原高句丽占领区设安东都护府,在铁岭张楼子山城设置延津州。铁岭和开原南部属延津州,北部的昌图、西丰和开原的部分地区属渤海国的夫余府。唐天宝十五年(756)安东都护府撤销,铁岭地区成为渤海国的辖区。

辽金时期是铁岭历史上第二个繁荣时期。辽代是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唐同光四年(926)辽消灭渤海国后,把原渤海国故地的民众大规模南迁,在进犯中原中把俘获的很多汉族人掠到北方,奠定了铁岭境内主要城镇建置的最早基础。铁岭考古发现40余座辽代古城址、数百处生活居址,呈现出城郭相望、村舍密集、市镇繁荣的景象,州城堡寨分布密度接近于建国初期铁岭的乡镇和村屯。经过考证确认辽代在铁岭地区有八个州城,即安州(昌图县四面城镇)、韩州(昌图县八面城镇)、银州(铁岭城区)、同州(开原市中固镇)、咸州(开原市老城镇)、肃州(昌图县马仲河镇)、兴州(铁岭县懿路村)、遂州(昌图县七家子镇)。州城附近还有许多小城,从兴州到韩州形成了重要交通干线,以辽河为背景的铁岭区域开始形成。铁岭有些州、县名称是随着人口从外地一并迁移过来的。银州是辽天显二年(927)辽代从渤海国怀远府富州迁移过来的,富州又名银州,以银州之名迁移到这里。昌图县四面城镇至今仍然保留着辽代安州古城1600米长土筑城墙残迹,出土了安州残碑、六耳铁锅、陶纺轮、铁兵器和大量古铜钱、陶器、瓷器和金银器,说明当时货币流通量的巨大和商品交易的繁盛。从开原城南出土的辽代大型建筑圆雕饰件泥质灰陶的风鸟、力士,反映出辽代较高的建筑水平。辽金时期在铁岭修建了大批佛教寺院和佛塔,银州区广裕街北段的圆通寺塔、开原市老城镇的崇寿寺塔,虽然历经千年风霜雨雪,现仍然呈现出独有的风光异彩,与铁岭这方土地上的人们一起,默默注视着铁岭发生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辽天庆四年(1114),女真部落联盟首领完颜阿骨打兼并女真各部建立金朝后,占领了辽代管理女真各部的行政中心——咸州,次年占领了银州、同州、肃州、韩州。金代沿袭辽代时铁岭的行政建制基本框架,将辽代时的一些州改为县。金朝在今开原市老城镇设立相当于省级机构——咸州路后改为咸平路,辖咸平府和韩州,管辖十个县,人口由辽代时的五万户增加到十万户。至此,咸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

咸平路是金朝设在东北的重要路治,咸平城内不仅有路、府长官衙署,还有管理国库收入支出的辽东转运司。当时的物资运输不仅靠驿道的陆路,更多的是靠水路。史料记载,当时辽河水面宽150米—200米,水深2—4米。辽东转运司将在辽东征集到的钱粮通过水路运往上京(会宁)、东京(辽阳)、中都(北京)供全国贵族享用。

女真是以渔猎为主兼有农耕生产的民族,金朝后期农业生产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铁岭考古发现八面城等许多地方以窖藏形式掩埋的金代的铸铁犁铧、铁锄、铁镐等先进耕地工具和车马用具,说明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已经传到铁岭并被广泛应用。

金代铁岭出了两个著名历史人物。一是东夏国宰相——王浍,咸平人,学问高深,精通易学,名气很大。金宣宗时朝廷器重王浍,下诏书要他做宰相,他看到金朝国势急转直下,败亡的危机无法挽回而坚决不去。当蒲鲜万奴举行叛金起义,王浍辅佐蒲鲜万奴并被任命为东夏国开国宰相干了19年,显现出预料先机的远见卓识,使东夏国在蒙古和金朝的夹缝中得以存在20年之久。二是金朝尚书右丞——伊喇道,在咸平出生的女真人。金大定元年(1161)伊喇道任金朝督都府长史时,跟随皇帝完颜亮攻打南宋,撤回时劫掠来大批汉族百姓,一路上哭号连天。途中完颜亮死于瓜州。过淮河时,伊喇道决定放汉族百姓回家,这些汉族人磕头作揖、感激涕零。伊喇道在金代任过户部尚书、西北招讨使、尚书右丞等许多官职,每次到职下属都要给他们送礼,最多时送数百匹马,他每次都如数返还,深得属下敬重。从伊喇道身上,我们可以领略历史深处的浩然正气。

金代末年,铁岭发生两起重大历史事件:一是耶律留哥起义。金崇庆元年(1212),金朝驻银州的千户耶律留哥(契丹族)纠集很多契丹人和其他部族人举行反抗金朝的起义,周围契丹人群起响应,数月之间起义队伍达到十余万人。耶律留哥自立为王,定都咸平。耶律留哥率起义军投奔了元军,与元军一起,在昌图附近的迪吉脑儿和四面城的归仁与镇压起义的金军打了两仗,给金军以沉重打击。二是蒲鲜万奴起义。蒲鲜万奴是金朝东京路宣抚使和咸平路招讨使,拥有20万军队,朝廷又拨给他20万军队,让他征讨起义的耶律留哥。蒲鲜万奴见金朝大势已去,他借镇压耶律留哥起义之机积蓄自己的力量,金贞祐三年(1215)扯起了反金大旗,建立了东夏国,占领了咸平、沈州、东京等地。两年后率10余万兵北上,定都开元(牡丹江市东宁县三岔口镇)。蒲鲜万奴割据近20年,牵制和分散了金朝的力量,严重动摇了金朝在东北的统治。

元代是蒙古民族建立的政权。蒙古统治者热衷于游牧生活,蒙古军队占领铁岭后,大肆掠夺财物、牲畜和人口,王公贵族肆意圈占耕地作为牧场,掠夺人口作为奴仆,使铁岭大片农田荒芜,人们到处逃亡,农民再度沦为奴隶。这种现象延续了近半个世纪,铁岭经济生活大伤元气。直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农业经济才有所好转。

元朝前47年沿用咸平府管辖八县的体制,后在东北设辽阳行省,行省下面设路,今铁岭县南部属沈阳路,西丰、开原东部地区属水达达路,昌图西部属元宁昌路,铁岭其他地区属开元路。开元路是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时的行政建制,元太宗五年(1233)东夏国灭亡后,元朝沿用开元路建制,元太宗七年(1235)将开元路迁到吉林省农安县,元至正二年(1342)又从农安县迁到咸平,咸平从此成为开元路治所,铁岭、开原、昌图、西丰均属于开元路辖区。

明朝时的铁岭,昌图、法库一带为蒙古部族,西丰、清河为海西女真,东边与建州女真毗邻。铁岭是汉族与蒙古、女真的民族分界线,是明朝北部第一道防线。蒙古、女真民族经济落后,经常骑马到汉族地区抢劫。为了扼制这种情况,明朝西从山海关北至开原东至鸭绿江,修筑一条划定汉族与蒙古、女真各族居住区的隔离带,被称为辽东边墙。铁岭境内的辽东边墙,大体分为东西两段,交汇于开原镇北堡。辽北境内的辽东边墙长240公里,是明朝北部的军事防线。保存至今的开原老城城墙,虽然经过几百年的风雨剥蚀,有许多坍塌的地方,但从现存的遗迹上仍不难看出当年城墙的雄伟。

明朝在辽东实施军事管制,在铁岭境内设置了北路参将府、兵备道和军政合一的三万卫、铁岭卫、辽海卫三个卫城,凡河、懿路、中固三个千户所城,在辽东边墙铁岭段布列19处边堡、182处墩台等防御设施。尽管如此,也没能挡住建州女真和蒙古土蛮穿墙入境抢夺杀掳人畜,铁岭经常有大小规模的战斗发生。从铁岭走出去的民族大英雄李成梁,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辽东险山参将时,蒙古土蛮十万余骑兵侵扰明边,李成梁在征讨战斗中骁勇异常,被朝廷升擢为辽阳副总兵,四年后代理辽东总兵。明隆庆五年(1571)八月,蒙古土蛮联合起来对明朝大举进犯,李成梁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使土蛮遭到重创,得到朝廷重赏。明万历二年(1574)击败进犯明边的建州女真诸卫中势力最强的王杲,升为镇守辽东总兵,保卫辽东地区很长一段时间的安定。朝廷加授李成梁太傅兼太子太保,封李成梁为“宁远伯”,封诰命、赐铁劵,犯罪免死。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梅曾先后在不同地区任总兵官,效命于朝廷,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

明朝时边墙之外的蒙古、女真民族生产落后,粮食、布匹、盐、铁器等生产生活资料依靠汉族人供给,而蒙古和女真地区的马匹、木材、人参、兽皮等物资是汉族人需要的。为了缓和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贸易往来,明朝在辽东长城开设通商贸易的边关21处,其中铁岭有广顺关、新安关、镇北关、清阳关。女真、蒙古民族拿着人参、山果、兽皮等,通过边关进入开原马市,与汉族人的粮食、农具、布匹等进行交换,马市对民族融合和繁荣经济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铁岭这个地名是泊来品。古铁岭在今朝鲜半岛中部偏东,在朝鲜咸镜南道和江原道之间,是元朝时的边城。元朝后期国力衰弱,古铁岭被高丽夺回。明朝建立后想要回铁岭,组建了铁岭卫,任命铁岭卫指挥佥事刘显,率军开赴古铁岭时受到高丽国的阻挠,明朝作了让步,承认了以鸭绿江为国界。在组建铁岭卫五年以后的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铁岭卫于古银州,银州从此以“铁岭”名世。铁岭卫迁到这里后,大兴土木进行建设。当时的铁岭城东西长720米,南北长616米,城墙墙基用比较规格的长条石铺就,墙体内外用特殊烧制的大块砖砌垒,墙心以土石充填,其规模相当浩大。铁岭卫城又是李成梁的官邸所在,城区呈现出异常繁华的景象。

明朝初期,为避讳明太祖朱元璋的元字将开元改为开原。明朝永乐以后,北方蒙古和女真各部要求归附明朝的越来越多,有的要求整个部族迁往汉族居住区。为满足他们迁居内地的要求,明朝在开原老城专门设立了安乐、自在二州,安置蒙古、女真少数民族400多户,相当于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

明末清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在抚顺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史称后金。后金天命四年(1619)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四万兵马抵达开原城下,从南、西、北三个方面架梯登城,从东面进行夺门搏战。后金派到开原城内的密探开门内应,后金兵鱼贯而入,开原城很快沦陷。后金兵大开杀戒,开原城逃出一千多人,包括总兵官、副将、参将在内的十余万人全部被杀死。后金兵掠夺金银财宝、布匹、粮食用车载马驮装运三天三夜,然后一把火烧了开原城。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率领五万多后金兵从铁岭城北面发起进攻,铁岭城总兵官不在铁岭而驻防沈阳,铁岭城防由一个参将领兵代之,守城的4000多名将士在抵抗中全部殉国。开原、铁岭沦陷后,沈阳、辽阳失去了北部护卫的屏障,完全暴露在努尔哈赤的金戈铁马面前。努尔哈赤血腥屠城后,铁岭、开原成为一片废墟,在很长一段时间荒无人烟。后金把铁岭和开原作为旗地直接封给皇室、王公或官府,铁岭形成皇庄12所,其中粮庄8所、御果园4所,为皇室提供农菜果蔬等贡品贡物。清顺治十年(1653)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山东、河北等地农民拖家带口,长途跋涉“闯关东”,来到东北地区开荒占草,繁衍生息,铁岭大片蒿草丛生的地方升起了稀疏的炊烟。清政府为保护满族“龙兴之地”的自然资源不被他族占有,人为设置柳条边,用来阻挡、限制蒙、汉民族,铁岭境内东西两段柳条边总长140公里。清代中晚期,关内灾荒不断,“闯关东”形成不可扼制的潮流,柳条边逐渐失去了作用。大批关内农民迁徙铁岭,使铁岭往日蛮荒的原野逐渐被辟为肥沃的良田,出现了座座村居。清康熙十年(1671)和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皇帝两次巡视铁岭,在铁岭清代历史及人文方面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笔。清康熙三年(1664)设置归奉天府管辖的铁岭县(管辖20个社、73个屯)、开原县(管辖20个社、47个屯)。昌图属于蒙古科尔沁大草原,随着草原开发,清嘉庆十一年(1806)设昌图府,其间曾改为昌图厅,民国二年(1913)改为昌图县。西丰作为皇族狩猎的围场被封禁300年,围场解禁准垦后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建县。清朝初期实行旗民分治体制,后期改为省道体制,铁岭、开原隶属于奉天省辽沈道。昌图先隶属于辽沈道后隶属于洮昌道。

清代辽河航运具有一定规模,辽河航运南起营口,北达吉林省双辽县,通航里程达710多公里。当时辽河河面宽100—200米,深度2米以上。铁岭在辽河干流设有马蓬沟、通江口、三江口、英城子、老米湾等多个货运码头。位于银州城西2.5公里的马蓬沟码头,是清代商贸的主要口岸,是辽河航运河道上的巨埠和重要集散地。清代铁岭的繁荣和辉煌,马蓬沟码头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明清两代铁岭是充军流放的重点地区,清顺治、康熙年间,朝廷往铁岭、清河尚阳堡等地充军流放数十万人,有史料可查的达官、重臣、哲人、学者等知名人士就有500多人。其中影响较大的如明朝太傅、户部尚书、大学士陈循、清朝湖广道御史郝浴、吏部侍郎董国祥、翰林院编修陈梦雷等。这些饱读诗书的全国一流才子被流放到铁岭后,招收生徒,办学兴教,组织文学社团,创作大量作品,为铁岭播撒文化种子,培育了丰富的人文历史土壤,衍生出独特的流人文化。铁岭清代先后出现了一批文化名人,如《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高鹗,著名书法家、文学家魏燮均,中国手指画鼻祖高其佩等,与铁岭这种独特的人文历史有直接关系。陈循将“铁岭八景”以诗歌形式加以歌颂,把铁岭古城文化的博大精深演译的淋漓尽致,成为铁岭珍贵的文化遗产。郝浴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谪居铁岭时创办的“致知格物之堂”,是东北地区建院最早、办学最久、保存最完好、影响力最大的清代书院,是清代东北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成为铁岭及毗邻地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郝浴平反昭雪还朝之前,将“致知格物之堂”辟为“银冈书院”留给了铁岭。“银冈书院”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少年远离家乡迈进的第一所学校,是他摆脱封建家庭束缚踏上新征程的起点,从而使“银冈书院”更加具有历史底蕴和时代魅力。

通过追溯铁岭一万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看出,在漫长历史岁月中,铁岭这个不太大的历史舞台,却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大剧,涌现出许许多多文臣武将、名仕奇才,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伟大故事。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打磨,丝毫没有减损人们对他们的推崇和敬仰,有些人至今仍被人们称为英雄豪杰。如今,那些物资打造的东西该消逝的已难觅踪迹,尚存在的也不过是些鳞鳞爪爪的残砖断瓦,而由此产生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已经化作一种“潜质”,化作精神层面的DNA,为铁岭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复写”,所传承,逐步形成了铁岭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倾向,形成了体现铁岭地域特征的精神风貌。

作者:市政协智库 张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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