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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铁蹄下的斗争
2016年01月14日 10:51:36 来源: 中国铁岭网 作者: 张金辉

张金辉,又名张德润,张雅轩,西丰县房木村人,生于1912年6月。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入伍。他在入伍前,积极从事革命的秘密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入伍后,历任股长、文工团长、副科长、科长;东北军政大学和中南军政大学宣传部长;第21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长、文化部长、宣传部长;总政治部文工团政治委员兼团长、总政治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治委员等职。1978年5月23日因病逝世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终年66岁。

潜回东北抗日

流亡北平的生活,使人尝够了有家归不得的滋味,敌人的魔爪已经伸向关内,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已经风起云涌,受救国会委派,我决心潜回东北参加抗日活动,再不作徒手呼号。

正当人们欢度1932年元宵节的时候,我和希尧(张希尧,张金辉二哥)告别于一个饭馆里,他知我要走,特地从香山进城来送我,买了两盘饺子,谁也吃不下去,互相再三嘱咐珍重。他病情依然严重,我化装潜回东北,也冒有生命危险,弟兄二人颇有生离死别之感,但还是相约要胜利重聚。

正当元宵之夜、万家灯火辉煌之时,我化装一个商人,扛着一个包狱,登上北宁路火车,离开了北平。当时我们一共四个人同行(一姓仲、一姓肖、一姓宋,他们都是东北讲武堂或学生队出身的军人),相约路上都不相识,各自行动。

再次回到沈阳这别了将近半年的城市,已经有许多改变。太阳旗帜的标志大为增多,日本人大为增多,日本兵已经从原来的“日本站”(租借地)驻进沈阳城内,到处有日本宪兵巡查,鸦片烟馆林立,速成日语训练班很多,人民多半深居少出,市面并不繁荣,“浪人”到处肇事,有所谓“新民会”“大同学院”等汉奸组织。看到这些景象,真是令人欲哭无泪,身为中华青年如何救亡扶危,力挽狂澜,真是一个责无旁贷的责任。

建立青年抗日组织

在沈阳首先找到郭明德同志,他家在城北虎石台站鸭子厂,在城里有亲戚,他的爱人叫苏志德,是个贤慧的内助。与郭明德倾谈几次,志同道合决心共同奋斗。为了长期斗争,必须建立联络点,决定由他通过关系谋得掩护职业,在沈阳组织家庭,以便掩护。我则到各地进行联络,从沈阳经过铁岭、开原,分别找到江涛、肖明光等人,回到西丰县向家人谎说在沈阳做事,父兄都很相信,并商量把爱人接到沈阳去。同时,在故乡也联络了一些同志如王洗尘、张坦之、李向前、刘蓬、徐锐等人,从西丰又绕道至西安、海龙、清原等地,分别找东北大学同学张永庆等人,回到沈阳后又认识了戴昊。这时郭明德已在《满州日报》找到记者职业,并将爱人从家中接出来,组织了小家庭。我即改姓郭,冒充其弟住在他的家中,不久也把爱人接到沈阳,住在一起。后来江涛也来到沈阳,经郭介绍在《大同日报》当编辑,又组织了一个联络地点。

为了组织起来,我们计划组织一个“东北青年铁血团”的组织。顾名思义,其目的就是用铁和血与敌人斗争。这时只是有个国家民族观念,成立这个组织时,我们七个人曾在沈阳大南边门外南塔下,共饮了苦酒,共吃了猪心,颇有一种效古时侠义桃园结盟的样子,共同宣誓,要洒热血,抛头颅,为祖国牺牲一切!

当时公推我充当这个青年组织的主席,宋黎为军事部长,郭明德为经济部长,江涛为政治部长,戴昊为宣传部长,决定当时活动的主要内容为:组织发展义勇军,打入并瓦解争取伪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进行破坏暗杀活动;扩大组织东北青年。这个组织后来逐渐扩大,人数到七、八十人,骨干有二、三十人,不仅是东北青年,还有其他省县的人参加,为了扩大影响,又改名为“中华青年铁血团”,以避免狭隘地区性,争取更多的人参加。

向“国联调查团”传送东北人民的呼声

日本侵占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白山黑水拱手送给敌人,并欺骗国人,依靠国际联盟公断,国际联盟派了个以李顿为首的代表团到东北进行调查,我们与沈阳的一些基督教会的人(如刘仲宜、刘仲明等)联系,要设法通过外国人的关系,把东北人民的真情实意向“调查团”申诉,当时分工我们找外国人的关系,由我们组织人员写信,要用不同的信纸信封,不同的笔迹,不同的人名、地点,大量书写,然后集中分头传送,我们要送到三个地方去,一是英国领事馆,一是美国领事馆,一是一个美国人名字是Mire,要在“调查团”到沈阳之前送到。

一批信件是放在一个大穿衣镜的玻璃后面,平铺用钉钉起来,然后用纸把镜子包起来,再用毯子包起来,这样就是三层保护,才不能发现信件,由肖莉母亲乘人力车负责运送,当时城关检查很严,由女人运送,较为方便。这批信件是平安到Mire家里。

另二批送往英、美领事馆,由我和戴昊负责。于夜间把信件分装于两个衣箱内,并有自制简便爆炸弹,分别送于领事馆周围铁丝网内,把箱子抛进去,并把爆炸物点燃,以便他们听到爆炸前来取东西,同时也是为了表示东北人民的反抗态度,这两个地方虽然有些危险,但都按计划完成了任务。

记得我一共写了五千多封信,虽然知道不会有什么用,但表达了我们的意志,也是一件好事,特别作为一个有计划地反抗行动,能够完全胜利地完成,我们都非常兴奋,完成任务后我曾到刘仲明家去说明情况,并在他家吃午饭。他是个基督教徒,早饭前他曾作了长时间的祈祷,祈祷的词句不外是向“主”请求援助,希望对我们这些勇敢战斗的人赐福,给可恶的敌人以惩罚,我听到他的祈祷,虽然对“主”没有什么兴趣,但对于他本人,却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个基督教徒,又是个知名的大夫,却能这样不忘祖国,敢于斗争,更使我相信,祖国是绝不会被灭亡的。

后来证明“国联调查团”不过是帝国主义分赃的工具,是侵略者的帮凶,我们冒死向这些人去呼吁正义,真是“南辕北辙”。但在我们年轻无知的情况下,敢于这样去斗争,也算难能之事。

组织义勇军和绿林、土匪打交道

九一八事变后,在不抵抗的政策下,东北军几乎全部撤入山海关内,但东北人民不甘做牛马,乃奋起自救,在白山黑水间广泛兴起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有的是为了真正抗日,有的乃是投机分子,打抗日之旗号,投个人之机;有的真正浴血作战,杀身成仁,有的则到处招摇撞骗,发国难之财。一时武装蜂起,“司令”如牛毛,有许多原为绿林土匪,却摇身一变成为抗日司令,有的打国民党旗号,有的打张学良旗号,有的还暗中与日本人勾结,出卖真正抗日人士,真是天下大乱,忠奸难分。

我们这些青年为了抗日救国,也积极设法组织抗日武装,通过关系在法库、新民一带找到一支绿林队伍,乃深入其中,进行组织和争取。新民、法库是秀水河子和马蹄岗子一带,系辽河流域的苇林沙地,也是东北绿林胡匪出没地区。我们所接头的匪首原名吴海山,匪号“老头好”,是这一带有名的绿林武装。他的部下有“大祥子”“长和子”“镇东洋”“小蒙古”等匪众,这些匪首都是吴海山的干儿子。

吴海山当时有五十多岁,长着一撮黑短须,身体很健壮,善骑善射,他自己有三、四匹好马,据说都和“千里驹”差不多,他每天都要分别进行骑驯,他有两支时刻不离的手枪(盒子枪),行时挂在身上,睡时压在床边。他可以左右手同时打双枪,在百米之内可以百发百中,据说他能够把三发子弹打在一个弹眼里,夜晚能够在百步以外打灭香火炉或蜡烛,我曾亲眼看到他夜里打蜡烛的本事。

这股武装,在民间传说是“义师”。据说他们并不经常抢劫,每在冬季远去内蒙一带作案一次,出于狭隘民族观念,他们只抢蒙古人不抢汉人。他们骑的马都是黑色的,夜间都带着响铃,很远处听到铃响,就知道是“老头好”的队伍,群众都起来开门迎接。他常把抢来的东西分给困难人家,很有“打富济贫”的侠义味道,这就是我们愿意和他接头的原因之一。

我初到这个部队还有些顾虑,因为搞不好就有性命之虞!可是和吴海山谈了几天之后觉得此人很正直义气,颇有民族意识,对日本人十分仇恨,对我个人认识还好,于是曾提出结为义兄弟。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这是绿林中的习俗。我在他家住了七、八天,以“救国会”的名义委吴海山为义勇军第三十路司令,我为副司令。并拟议了下一步如何和辽南一些义勇军联系,伺机攻打新民县城,由我负责与“救国会”联系,解决经济和弹药问题,后来曾用一部份款,在沈阳通过“镇东洋”找日本浪人关系,买到一批枪支弹药,交给该部。我离开该部后,就由宋黎、戴昊等同志负责联系,并且纠集队伍攻打过一次新民县城,可惜人心不齐,没有成功。这部分队伍在新民、法库活动了一年多,最后还是被日本人清剿流散了。戴昊几乎丧命,吴海山在和日本人作战时,被炮弹炸断一条腿,不治牺牲。

除了这股队伍外,我还去过清原、抚顺一带联络义勇军。虽然冒过一些危险,但成果均不大。抚顺是日本经营的“煤都”,当时可算世界闻名的产煤区,也是“南满”一带发电的中枢。如果能够把这个煤区和发电厂破坏掉,就会使敌人许多工业、军工生产停滞。这是我们企图进行活动的原因。抚顺和清原邻界,清原已接近长白山支脉,这一带也有许多义勇军活动,特别是会道门很多,主要是“大刀会”。他们的影响很大,关系很广,通过他们曾深入到抚顺煤矿,接洽一些矿里的工头,并计划进一步关系,打入发电厂,可惜事不机密,不久主要关系人崔某、毛某被敌人逮捕,我幸运脱身逃回沈阳。当时计划为能炸毁发电厂和煤矿,就可以与清原的“大刀会”联系,里应外合,然后山里去活动。后来了解在这些人中也有日本特务,想趁机抓到抗日分子,以立功求荣。当时我们由于年青,缺少斗争经验,更谈不到什么政治警惕性,没有送掉性命,真是万幸。后来那个“龙华义赈会”也被敌人封闭了,据说许多会道门头子都抓进狱中。

政治苦闷与盲目斗争

1932年夏季,我曾回北京一次,与“救国会”进行联系。因我回东北干了几件事情,很受“救国会”重视,曾几次由我向一些负责人做报告。回到东北以后,我们那个“中华青年铁血团”的组织,也改了一次组,由宋黎担任主席,我任政治部长,其他无变。

我们曾买到一台油印机,经常针对敌人的政策,编印传单进行揭露和宣传。当时戴昊有个妹夫开设刻字店,这个刻字店就是我们刻印传单的秘密地方。有一次,我们专门印了一期反对敌人“烟毒”的传单,一夜之间几乎每个大的“烟馆”都送给一张,并且限制他们三天之内都得关业,不然就武力对待。这次行动规模较大,一共十几人同时行动。包括全城“四关”,较大烟馆都传送到了,可是三天过去,谁也不理睬我们的警告,我们决定采取“武力”对待,可是我们有什么武力呢?只好用土法制作爆炸物,买了些“爆竹”把纸壳剥掉,把这些黑色火药装在一个小罐头铁筒里,然后再把小铁筒放在一个大罐头铁筒里,中间放些碎铁片、钉子、玻璃片等,筒口用黄泥封死,用纸药捻导火,尖端用“香头”和“火柴头”连接,“香头”要用烧着过后再熄灭的,以便易于引燃,最后把这个危险物放在一个鞋盒之中,我们三个人带着这个东西进入一个较大的鸦片烟馆,地址在小西关外,名字叫天一楼,我们装作烟客混了进去,可是谁也不会收拾烟具,就找了个女招待帮我们,鬼混了一会儿,当女招待出去付款时,就把这个爆炸物引燃,把盒子放在床铺下,大家就赶快离开,到附近一个饭铺吃饭,以观察后果。不到十分钟,对面那个三层楼的烟馆就发出“轰”的一声,人声嘈杂,当时警笛声乱鸣,宪兵警察都跑进去,如临大敌,我们几人在相对暗笑,并讯问侍者情由,我们知道那个“爆炸物”显示其威力了。在盒里还放有事先备好的传单,说明我们爆炸的目的,我们当时甚为欣慰,因为这总算表示了一下我们民族人心未死,敌人的屠刀是不能把要解放的人吓倒的。可是第二天我们在《满州日报》上发现一条消息,是“天一楼烟客醋海生波”,敌人就用这样一条消息把我们的反抗斗争给掩蔽过去了。

因为这样行动见到了效果,以后我们又连续在“南满站”“新民会”等地方放过几次爆炸物都给敌人一些震动,据说在“日本站”那次,已炸伤了一个日本兵,因为那次是把这个爆炸物有意放在几个日本兵附近的。

谋刺溥义

1932年初,和我一同返回东北的有几个原东北讲武堂的东北军人,他们利用旧日日本教官荒木的关系,打入了伪军做事。这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溥义已经粉墨登场当了伪皇帝,伪军队也相继成立。我们这时开始注意在伪军中开展工作。当时有一个“靖安军”的组织,是敌人用以清剿“义勇军”的武装,这个军队多系义勇军投降分子改编的,除有日本军人监视外,全是中国人。有一个姓苏的旅长和我们的人有关系,我们这个人姓肖,与苏称表兄弟,肖某就在这个部队中担任副官长,通过肖某联络,苏某表示一旦国军反攻,他就反正。我曾与肖某联络过几次,但总感到苏某是个非常滑头的投机分子,不一定可靠,因之与他虽有联系,又十分警惕,后来终于因苏某死心投敌,乃借机枪杀了肖某,和我们断绝了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同道者,原东北讲武堂的宋某,曾打入溥仪的卫队“翊卫军”当连长,为了在这个部队里能够长期埋伏下去,我曾亲到长春去找过宋某,我到长春时,他曾想了许多办法掩护我,并向我表示完全忠于祖国,他把我安顿在一家旅馆里,并向旅馆打了招呼说我是他的亲戚,旅馆对我招待很殷勤,但我却十分警惕,因为有苏某的教训,再不敢轻易相信。因他知道我是“救国会”的人,所以也想从我的关系中得到好处,我则利用这一心理,尽量向其宣传我们的计划,所以引诱其对我加以保护,我们曾在其家中焚香盟誓,并进行谈判,主要计划是由他负责组织暗杀溥仪的活动,条件是暗杀成功,逃回关内,由张学良委以重用,颁发巨大资金(十万白洋)。如果勇士就义,不管成功与否,均享受烈士待遇,给予立碑,全家由“救国会”供养,供孩子读书到留洋,同样给予重金奖励(五万白洋),并决定此事决不轻举妄动,要在最可能的情况下发动,如果刺杀成功,将会震动世界,给予日本一手泡制的伪“满洲国”以巨大打击,因为敌人很难再找到像溥仪这样非常合适的傀儡了。这个暗杀计划以及谈判条件,均为我和宋某口头谈定的,毫无证据,以免被人发觉,并且要长期策划,放长线钓大鱼。

我在长春住了三天,亲眼看到日本人和汉奸等许多可耻行为,每天花天酒地,喷云吐雾,醉生梦死,另方面就是军车经过耀武扬威,也曾看到敌人警车奔驰,车上捆绑着几个中国人,相传是因为反满抗日载赴刑场执刑,可悲、可恨、可耻、可气的事情有,触目尽是,作为一个不肯屈服的中国人,看到这些情况真是欲哭无泪了。

谋刺伪皇帝的企图,虽然有过几次,后来,因我们在沈阳的组织被破坏,也就断了联系。

隐蔽斗争

为了寻找革命正确道路,坚持长期斗争,我们决定设法与“东北抗日联军”联系。1932年春,由我去哈尔滨接洽关系,顺便到辽东一带(开原、西丰、海龙、长春等地)布置工作,我在哈尔滨住了半个多月,也未等到联系人,乃于三月间返回沈阳,下火车后,径自返回住处(当时我已改名江潮,与江涛住在一起),刚一敲门,江嫂由室内跑到门口,一看是我,惊骇无状,急告江涛、郭明德已被敌人捕去,现在严刑拷问,追问间谍,让我赶快逃避,附近可能就有敌人侦探,并告仁余天天到车站接我,不让我回家,我闻此消息甚为意外,乃急忙离开家门四下观察,并无可疑之人,随飞步走到大街人群之中,一时有些盲然。正在考虑办法,发现仁余乘人力车从车站归来,当即趋前迎住,她下车付了车钱,与我同步街头,讲了一些情况,深知敌人追捕甚急,许多联系员均有危险,决定到“日本租界地”旅馆暂住,可能检查还轻些,下午设法了解到郭明德受刑很重,其他人尚无消息,并且知道为我们转信、寄款的联络处(某银号)也被查封,店铺老板和职工也都被捕,估计我们的组织可能被敌人破坏,但怎样暴露的,却一时查不清楚。经与宋黎等同志研究,一方面要设法弄清被捕同志的下落,一方面要找关系设法营救,同时通知其他同志避免危险,并决定我应当暂时离开沈阳(因我有特征易被发现)到外地躲避一下。我即同仁余深夜乘车离开沈阳,准备回西丰老家暂避一时。当火车抵达西丰县城时,发现县教育局长高某正在车站接人,他看到我时,也很惊讶,并未招呼,并示意不要说话,我们雇车到一同学关某家中,夜间与高某电话联系,得知县城中也很紧张,敌人曾到中学校去抓过人,让我赶快离开县城。第二天我们即乘马车离开县城,准备回房木村家乡暂避,距家还有十几里地处碰到我二姐丈,得知敌人已到我家中去捕人,并在家中坐待,家中人均已逃走,只乘下祖母、母亲、婶母几个老太太在家。我们只好在一个同族叔父家中落脚,他们全家人也都十分害怕,因为被抗日分子牵连,就有全家遭难的危险。我决定不住在这里,让仁余在这里等我,我一人步行十五里到外祖父家中去了解一下情况。

夜里,满天星斗,大地昏黑,我急步当车,绕小路直奔山里,走了一个多小里就到了外祖父家,我的舅父把我迎到一间避静房子里,他们家中人都不准见我,当时二嫂正从家中逃到他们家中避难,我们见了面,知道三天前日本官兵和伪警到我家中搜捕我,并把家里封闭,不准来往,我的父、叔父、长兄,均逃到东山里躲避,年轻妇女也相继逃离家中,到亲威家中避难,我的舅父告诉我,情况十分紧急,家乡不能久停,要赶快离开,给我做了一点饭吃,并给我五十元路费,即送我离开他家。他拉着我走上深山小路,不小心两人都掉在一个深沟里,这时他放声大叫说“这就像古时忠臣遭难一样,一人犯罪,全家受累,但好人终必有好报,你们忠心救国,一时遭难,将来必然回来报仇,你有志气,就大胆去奔吧,家中事不必惦记,只要你不被抓住,问题就不大!”我向他表示了决心“只要此身不死,必定回来为东北父老出这口气!”我向他行了一礼,就告别了。

深夜,道路崎岖不平,我用最快速度行进,争取天亮前赶回叔父家中,并同仁余离开险地,我从家东边二里地方走过,经过祖父坟前,想到明天正是清明,家中人都外逃了,无人给老人们扫墓了,我跪在祖父坟前向坟前祷告,并发誓要为国家民族牺牲自己一切,这时面对祖坟,遥望家门,想到母亲被敌人监视不能见面,父亲逃往山里,不知家中情况,心中不免有些惨然。

离仁余娘家不远,为了谨慎,由族兄先进村去探听情况,徐家为了隐蔽行迹,赶出一辆送粪大车,车上周围有帘子,别人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就这样,把我们拉回家去,也就让我们进入一间较僻静的屋子。刚进家不久仁余父亲慌张从外面回来,说是有人看到我们,可能报告敌人,跟踪追来,让我们赶快离开,于是在夜间用一匹马又把我们送走,又翻过两架山,到柴河沟清原县境一个姓景的家里。这是仁余的外祖家,他们不知我的遭遇,却把我们待为贵宾,这里比较安全,可以放心休息下来,然而经过数日奔波,我却一病不起了。又不敢请医看病,只好自己休养,又经常想到沈阳被捕同志生死不明,家中人四下逃亡,何时团聚?由于我们缺乏斗争经验,至使许多同志身陷囫囵,家庭亲友为此不安,真是苦闷之极!愤恨之极!在这里住了半月左右,什么情况也不清楚。我决心返回沈阳另图他计,如不能取得胜利,还不如和同志们共同殉国,也比苟安偷生为快,遂决定立即返回沈阳。

在沈阳落宿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住了两天。经过关系找到江、郭家属了解一下情况,知道郭明德可能已经牺牲,江涛还在被审讯中,并从开原县逮捕了肖明光,还在追问我的下落。我们决定用女家属出面找人保释,并且争取转到法院审判,尽早脱离宪特机关,这时宋黎已从关内赶回东北,大家研究,认为我继续停沈阳较为危险,也无何意义,要我返回北京,伺机再来。

又经过十余日,知道郭明德确已牺牲,江、肖等可能转到法院判决,敌人已不再追辑我,他们也不承认与我有联系,情况略有缓和。我一人回京,化装为一个公司的职员,路线是经大连、青岛,再绕回北京。一路风尘,到达北京,这里仍是“红灯绿酒,歌舞升平”。一个死里逃生的人,看到这些情景,并无一点脱险苟安心情,只是感到东北人民的痛苦,不久就会轮到这里人们的头上,我必须继续战斗!战斗!战斗!

(作者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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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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