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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走"捷径",潜规则盛行——职称争夺战里没赢家
2014年08月19日 16:35:18 来源: 新华网 作者: 佚名
    一年前在某中部省份讲学时目睹的一个场景,定格成了高教研究学者周光礼教授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图画。

    这是一所省属重点学校的校级职称评审,评委们要离校集中封闭评审,学校找了一辆车送,待评的人不约而同到校门口列队欢送,等评委上车时,一拥而上,给这些本是一个校园里的同事一一递上自己的名片,“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随后,周光礼教授了解到,在该校,每年一次的职称评审,这样的“欢送仪式”已经俨然成为学校的一道景观。

    这背后,青年教师职称评选的重重压力之下,一些学校的校园生态随之发生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顾不上好好授课、顾不上培养学生、顾不上潜心学术,为人师者终日围绕职称指挥棒转,“职称争夺战里,没有赢家”。

    逼出来的“捷径”

    东北地区一所高校管理学院的赵楠教授在学校工作了近40年,他常结合自身经历,为年轻教师“授业解惑”。

    近几年,他发现一个现象,年轻讲师问的最多的问题不再是学术上遇到的瓶颈,而是如何才能最快评上副教授?

    赵楠说,前些年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最近几年,这个冠以“最快”字眼的问题却被问得更加频繁。

    刚开始,赵楠总是劝诫年轻人“慢慢来”。谈得多了,赵楠有了新的发现。

    在那些能够快速评上副教授的人身上,赵楠总结出一条规律,在职称评审的准备阶段,他们普遍“胆子很大”。

    一个必经的环节是申报科研项目开展研究,再通过论文发表完成项目结项。

    赵楠发现,在申报课题时,足够“胆大”的老师会将一份申报材料投向不同等级的项目,增加中标的几率。一旦申报上国家级课题,再将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去申报省级以及更低级别的项目,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拥有国家级、省级不同课题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要做的就是将项目书换个写法”。

    在发表论文结项时,也存在“一文多结”,即通过一篇论文,挂上数个项目“阶段性成果”的名号,快速完成几个项目的结题。

    赵楠说:“本是保证科研连续性的措施,现在越来越多异化为谋利的手段和学术不端行为,也耗尽了青年教师的心力。”

    此前媒体一篇《论文基金标注莫玩一石三鸟》的文章可以佐证这一现象。

    该文披露某论文发表时竟然标注了10个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震行业科研专项基金、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子课题等都尽在其列。

    科研项目、高水平论文、专利、获奖,这些晋级路上的敲门砖本该由讲师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但压力之下,“各种捷径随之产生”。

    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的刘飞老师介绍,在自己的学校职称评审时,SCI论文作者和通信作者(文章的联系人)均可认同为第一作者计分,因此催生了不少“同事间的友谊”,“互挂通信作者,这样一篇论文成就了两个人”。

    而他的大学室友任教的一所二本学校里,还有着这样的怪事——同一个课题,不断变更负责人,前面的人评上职称后让给后面的人。

    “今天的评价标准太急功近利,违反了人才自身的发展规律。”赵楠认为,评价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指挥棒以数量论英雄,短期时间里,论文要几篇、项目金额要超过多少钱……青年教师就去向一个不断标准化、量化的指标靠拢,“顾不上好好授课、顾不上培养学生、顾不上潜心学术,为人师者终日围绕职称转,丢掉了对学术的尊重”。

    在他看来,教师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积累的阶段,先厚积,才能薄发。然而现实的考量把十年磨一剑的人都毁了,十年磨一重剑,不如一年磨几把小刀,“按现在的标准,出不了陈景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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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租空间巨大

    “请准备3万到4万元,于今晚到新天宾馆2408房间找刘一兵教授,晚了就送不进去了。”2012年5月,一位新浪微博网友在其微博上贴出的一张手机短信截屏图,迅速引爆湖南部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潜规则”——参审老师给评委送红包早已是惯例。

    事实上,在职称评审涉及的所有环节,一条灰色利益链均隐现其间。

    一位教授对于论文的产业化痛心疾首,“你去查一查,网上有多少卖论文的网站,国家级、省部级、核心、权威都明码标价”。

    这位教授的朋友为了评职称,在一个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光版面费就花去了两万元,“这还是认识里头的人,不然还不给发”。

    武汉大学原教师沈阳的团队进行了3年多专题研究后披露的一组数据让人震惊,评职称催生论文买卖市场火爆,“中国买卖论文已形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10亿元”。

    “攒书”也是一种形式。只要凑足3到5万元就可以出一本书,这就是著作,但这个著作实际的学术含金量没人关注,甚至大量充斥着文化垃圾。

    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引人深思,一名编辑听培训课,某老编辑讲了编辑界内部的一个笑谈:“我是编辑我可耻,我给国家浪费纸。”

    这位教授说,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只要同事不去举报,面对众多的申请者,学校也很难查出来,“没人管你论文是怎么发的,关键是发了没有,最终大家只‘笑贫’!”

    申请课题也得“有关系”。

    以国内某项评审为例,按程序,评审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门将材料寄给评议者,“这其实相当于知道评议者是谁了,有的老师就会比较积极地私下去活动”。

    除了完成论文、课题、项目“硬指标”外,评职称还要找评委,因为评委有着绝对的权力,“你虽然合格,但评委可以认为你条件不够硬”。

    东北一所重点高校的学工处长曹老师家的故事颇有戏剧性,一年前“少根弦”的经历让他后悔至今。

    去年年中,同校教学岗位的爱人评副教授,认为她条件足够,曹老师就没有找评委,结果不仅没评上,还被几个熟悉的评委批评,“当领导瞧不起人,招呼都不打,还以为你们家不在乎呢!”

    赵楠介绍,评选副教授一般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组成评审组。经过院内答辩后,在学校层面进行再次评审,部属高校评审权已经下放,省属高校最后还需报送省级教育部门。为了保证公平,评委名单在评审前一天下午才会公布。

    “评审前,他们就在猜测谁可能是评委。”赵楠表示,由此迅速展开的“活动对象”包括:学院领导,在院里有权威的教授,甚至涉及可能退休但还有影响力的教授,“因为他的学生可能是评委”。

    赵楠教授透露,怎样感谢因人、因经济能力而异,“副教授评选花3到5万元是普遍的行情”。

    他同时表示,送钱的风险太大,近几年这样的现象听说的少了,现在大家更看重平时的关系和日后的表现,是长期的利益捆绑,“比如逢年过节要表示一下,平时有项目都要想着人家,如果以后人家评院长需要选票时你要冲在前面拉票”。

    武汉一所高校30岁的讲师刘强说,面对生活压力和学术道德的双重拷问,周围很多同事充满了纠结,“试想一下,如果周围的人都通过花钱找关系,只有你拒绝,自恃清高,只会受人鄙夷是你自己傻”。

    他也理解一些人的选择,“从投资学的角度考虑,投入一年就回来了,还终身受益,这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刘强坦承自己此前一直坚信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但也听说过无数最终“悔恨”失败的案例。

    一年后,刘强也有资格评副教授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多久,“国家的未来靠我们,我们的未来靠谁呢?”(应受访者要求,赵楠、刘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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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职称争夺  

责任编辑:侯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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